秦良玉在震撼惊愕一阵后,站起身,先是向王新躬身行礼,而后抬头,肃穆相对:
    “將军心繫四川,標下万分感激,然中原大事,標下亦有耳闻,其中计较,盘根错节,正邪交织,难以分辨,
    但,仁义礼法在上,苍生黎庶在下,《孟子》曰:民之悦之,犹解倒悬也,
    为官者,当作擎天白玉柱,上承仁义礼法之事,下解万民倒悬之苦,
    倘若將军此番只为野心,恕標下不敢领受。”
    王新错愕怔愣,呆呆望著眼前之人,一时间,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
    而秦良玉却是再度开口:
    “当今天下已到非常之时,確可行非常之事,先稳天下,再图其他,自无不可,但非常之事过度,便成了违逆之事,还望將军三思。”
    王新闻言只是笑了起来,摇头道:
    “宣抚使也说当今已到非常之时,可行非常之事,也知先稳天下,解万民倒悬之苦,再图其他,可这之中的『度』,怎么才算在界限之內,该如何掌握尺寸,却不是你我这等人应该想的事,
    方才宣抚使说,
    为官者,当作擎天白玉柱,上承仁义礼法,下解万民倒悬,
    我深以为然,但现在四川承上天仁义礼法之人是奸佞,想解万民倒悬之苦的秦宣抚使却在我帐中言辞如刀,壮怀激烈,
    须知道,万事其一,绝无两全,
    宣抚使若想解四川数百万军民疾苦,便该有所承担,而不是在我面前左右为难,
    承天之忠义,解民之疾苦,只可其一,不可两全,
    宣抚使若想以未来之事,苦当下万民,今日你我之间所说,全当笑谈,宣抚使自可离去,
    待中原事定,本官必挥师四川,剿贼平乱。”
    这倒不是王新在威胁秦良玉,而是去四川的路真的不好走,数万大军入川,需要准备的粮秣輜重,就比在河南、山东、湖广三地打仗都要多,
    別说中原各省还没完全平定,就算平定了,也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,等王新率军入川,恐怕已经是崇禎十三年了。
    秦良玉知道王新说的是事实,但她真不敢赌,万一周衍谋反了,自己手里握著周衍给她请的尚方宝剑,並且,已经整肃了四川,
    那自己以及整个石柱,就算不是周衍的人,天下人也会认为是他的人,真就百口莫辩了,並且,那时的四川已经被她整肃完毕,周衍接手就是一个上公下明,乾坤朗朗的四川,
    倘若周衍真是郭子仪般的人物,那四川还就是大明的四川,数百万军民仍是大明的子民,今天自己为未来不確定之事,拒绝了这样的机会,周衍不会如何,王新更不会怎样,自己还是石柱宣抚使,受苦的只会是四川数百万军民。
    秦良玉抬头看王新,她很清楚,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威胁和算计,而是滔天权势的具象化。
    周衍都不用亲自动手,甚至都不知道王新所作的一切,他只需要在事后听王新匯报,然后,再做思量,决定要不要依王新所谋行事。
    当然,
    他不知道,就代表他不需要承担事情败坏之后的任何责任和骂名,
    因为,这些都是王新替他做的决定。
    王新看秦良玉久久不语,当下也没什么心思了,於是开口道:
    “宣抚使可回营思量,拔营回师之时再给答覆便可。”
    “谢將军,標下告退。”秦良玉拱手行礼,退出大帐,回了自己军营。
    秦良玉走了。
    还要过些时间才巡营,便开始写战报、密信和奏本,明面记录的战报,秘密给周衍的私信,呈报京城的奏本,主要內容基本一致,但细节却天差地別。
    写著写著,忽然笔触一顿,王新缓缓抬笔,望著纸上的墨跡,低声喃喃:
    “如果不出意外,自己就快要被论罪惩处了... ...”
    几日后,
    京城,皇宫,乾清宫。
    “福王遭难,全府被屠,周衍就是这么给朕解释的吗?”
    崇禎皇帝把周衍的奏本砸向殿中內阁辅臣们,奏本在空中散开,轻飘飘落在地上,其中文字犹如钢刀,一下下刮著崇禎皇帝血肉。
    內阁辅臣们都看过周衍的奏本,他们既震惊於周衍的大胆,又感觉十分畅快,因为朝中很多人都认为,朱家供养藩王的钱粮,都应该用於国事,
    换句话说,供养藩王的钱,都应该给他们支配。
    那么,朝廷每年供养藩王的钱粮占朝廷收入的多少?
    《明神宗实录》中记载,万历四十年,內阁李廷机、叶向高上奏疏,回报续修玉牒,奏疏中说,宗室登记人口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,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,又有六十万余位,
    十四年增加六十多万?
    而在《万历起居注》的记录中,李廷机奏疏原文中说“又有六七万余位矣”。
    且,
    玉蝶是家谱,上面登记的人,不止有活著的,还有那些死了的,从洪武到万历,朱家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是十五万七千多人,
    万历四十年的时候,有多少人在世?
    恐怕七八万不到,
    而万历四十年到明朝灭亡,几十年时间,从七八万增长到二百多万,这个数据是不现实的。
    其中,最重要的是,
    很多藩王穷的跟乞丐一样,有权有势有钱有粮的就那么几个,当然,不能否认是就那么几个,他们手中却有巨量田地,且有赋税进项,比如福王。
    可这也不足以拖垮明朝,
    但很多事却需要一个遮掩,很多人做事也需要一个理由,而朱家的那些藩王们,恰好符合所有標准。
    不然,
    为什么李廷机和叶向高,在给万历皇帝上的正式奏疏中说【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,又有六十万余位】,而在《起居注》这种私底下的交谈之中,却上报【又有六七万余位矣】。
    內阁首辅、內阁重臣、大学士,处理了半辈子朝政,写了半辈子奏疏,会在需要封存入档的正式奏疏中“误笔”吗?
    透过字里行间的差距比对,很难不令人联想许多事。
    那么,
    是否皇帝和朝臣,当时就极度在意藩王们的禄米,又或者,想借给藩王们的禄米之事,截取財政收入呢?
    这些我们不得而知,
    但在可以確定的当前,藩王成了矛盾转移的对象,周衍的一道奏疏,彻底拉开了对朱家宗室挥刀的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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