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九年五月下旬，郑木生三人离开延安已有五日。
回程比来的时候快。一方面是因为路已经走过一遍，另一方面是因为郑木生心里那件最大的事已经办完了。压在胸口的那块石头搬开了，呼吸都顺畅了许多。但他没有鬆懈——从陕西到港岛，几千里路，日本人、国民党、土匪、散兵游勇，每一样都能要命。
他们沿著来时的路线往回走。先是从陕北的山沟里骑马到西安，在西安城外的客栈歇了一夜。郑木生把那封信箱的地址背了三遍，然后烧掉了纸条。
第二天一早，三人换乘货车，经宝鸡、汉中，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。五月的蜀道依旧难行，山高路险，货车在山路上顛簸，一侧是峭壁，一侧是深渊。洪震南晕车，吐了一路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叶问倒是不晕，但山路顛得他腰上的旧伤犯了，夜里疼得翻来覆去睡不著。
郑木生把自己的棉袄垫在叶问身下，又从行李里翻出临走时淑柔塞进去的一包药粉——是港岛那个林大夫配的，治跌打损伤的。叶问没有推辞，接过去用热水冲了喝了。
“叶师傅，你腰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郑木生问。
“年轻时跟人比武，被一招『转身摆莲』踢的。”叶问淡淡地说，“贏了，伤了。贏了面子，输了里子。”
“值得吗？”
叶问沉默了片刻，说了一个字：“值。”
郑木生没有追问。他知道叶问说的不是比武。
过了四川，进入贵州。贵州的路比四川更难走，山更高，谷更深。沿途的村镇破败不堪，偶尔能看见国民党的溃兵三五成群地往南走，衣衫襤褸，面黄肌瘦。有几次迎面遇上，那些溃兵盯著他们的行李看，眼神像饿狼。洪震南把藤箱打开一条缝，露了露里面的刀柄，那些溃兵就绕道走了。
“这帮人，打日本人不行，抢老百姓倒是在行。”洪震南啐了一口。
叶问没有说话，但握著木棍的手指紧了紧。
从贵州进入广西，路况好了一些。广西是桂系的地盘，秩序比贵州好，关卡也多了。郑木生的英国使者证件在这里依然管用，国民党军官看见“英国驻港商务专员”几个字，態度恭敬了不少。有一个营长甚至请他们吃了一顿饭，席间大谈抗日功劳，说是自己带兵在崑崙关打过仗。
“长官打过崑崙关？”郑木生问。
“那当然！”营长拍著胸脯，“我们桂军，打仗最勇！”
“打死多少日本人？”
营长的笑容僵了一下，支吾了几句，岔开了话题。洪震南在桌子底下踢了郑木生一脚，示意他別问了。
出了营部，洪震南低声说：“郑老板，鲁问那个做乜？他那种人，打日本人？打老百姓还差不多。”
郑木生没有回答。他在想延安那些人——他们穿著补丁衣服，吃著小米饭，没有一个说自己打过什么仗。但他们打的仗，比这个营长吹过的牛加起来都多。
六月中旬，三人终於到达了广州。
广州已经沦陷了一年多，城里到处是日本兵和汉奸。郑木生不敢停留，直接赶往码头，找到了英国人控制的航运公司。他的使者证件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——英国人不查他的行李，不问他从哪里来，只看了看证件，就给他安排了一艘开往港岛的货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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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轮叫“海鸥號”，不大，船上装的是从广州撤退的英国侨民和物资。郑木生三人在最底层的货舱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和一堆木箱子挤在一起。洪震南倒头就睡，呼嚕打得震天响。叶问靠在箱子上，闭著眼睛，但郑木生知道他没有睡——他的手一直放在木棍上。
郑木生也睡不著。他把手伸进胸口的口袋里，摸了摸那张已经不在的纸——青霉素的配方已经烧了，红党的入党签名也不在他身上。除了那个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党员。这个身份像一粒种子，被埋在了最深最暗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芽。
也许永远不会发芽。也许他这辈子都不会被组织启用，不会接到任何任务，不会做任何“像党员”的事。他只是一个商人，做罐头的，卖咸鱼的。但种子埋下去了，土地就会记住。
船在海上走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傍晚，港岛的轮廓出现在海平面上。郑木生站在甲板上，看著远处那些熟悉的高楼和码头，鼻子忽然有些酸。
走了两个月。整整两个月。
他不知道振华还认不认得他。不知道淑柔这两个月是怎么撑过来的。不知道工厂怎么样了，不知道港岛的局势有没有变化，不知道英国人那边的药厂建得怎么样了。
船靠岸了。
码头上人山人海，和两个月前一样挤。但这一次，郑木生没有排队，没有看巡捕的脸色。他胸前別著那枚英国徽章，手里拿著墨绿色的证件，直接从外交通道走了出来。
洪震南跟在他身后，藤箱里的铁环大刀叮叮噹噹地响。
叶问走在最后，手里握著那根被磨得油亮的木棍，面色平静。
码头上，阿莲挤在人群里，拼命朝他们挥手。
“木生哥！这里！这里！”
郑木生大步走过去。阿莲的眼圈红红的，拉著他的袖子，上下打量了他好几遍。
“鲁瘦了，黑了，鬍子也不刮……淑柔妹在家等鲁，振华天天喊爸爸。快回去，快回去。”
郑木生点点头，转身对叶问和洪震南说：“叶师傅，洪师傅，这一路辛苦鲁们了。回去好好歇著。改日我登门道谢。”
“道什么谢。”洪震南大手一挥，“打日本人是正事。郑老板，鲁下次还要去，我洪震南还跟著鲁。”
叶问没有说那么多，只是拱了拱手：“郑老板，后会有期。”
“后会有期。”
三人分別。郑木生跟著阿莲，坐上那辆破旧的小货车，往上环的方向开去。
车子在骑楼前停下。郑木生跳下车，三步並作两步跑上楼梯。
门虚掩著。
他推开门，看见淑柔正坐在窗前，怀里抱著振华，手里拿著针线在缝补一件小衣裳。夕阳从窗户照进来，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暖黄色的光。
听见门响，她抬起头。
四目相对。
谁都没有说话。
振华先反应过来，从淑柔怀里挣下来，摇摇晃晃地朝郑木生跑过去。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他跑得很不稳，像一只刚学会飞的小鸟，扑棱著翅膀。
郑木生蹲下来，张开双臂，把儿子一把抱进怀里。振华比两个月前重了，沉甸甸的，小光头还是光溜溜的，身上有一股奶香味。
“爸爸，鲁带好吃的了吗？”振华仰著脸问。
郑木生笑了，笑著笑著眼眶就红了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在西安买的芝麻糖——糖已经化了，黏糊糊地粘在糖纸上，不成样子。
“爸爸，糖化了。”振华看著那坨黏糊糊的东西，有些嫌弃。
“化了也是糖。甜的。”郑木生把糖纸剥开，塞进儿子嘴里。振华含住，嚼了两口，眼睛亮了。
“甜！”
淑柔站起来，走到郑木生面前，没有说话。她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脸。那张脸瘦了很多，颧骨高高凸起，下巴上全是青色的胡茬，眼睛下面乌青一片，像是很久没有睡过觉。
“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回来了。”
她的手从他脸上滑下来，落在他的手背上，握住了。
“事情办妥了？”
“办妥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淑柔鬆开手，转身走回厨房，“瓦去热饭。粥还在锅里，菜也还有。鲁先坐下，歇一会儿。”
振华已经从郑木生怀里滑下去了，拿著那坨化了的芝麻糖，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啃。
郑木生在椅子上坐下，靠著椅背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这口气，他从延安憋到现在，憋了整整一个月。
他闭上眼睛。
耳边的声音渐渐模糊——振华吃糖的吧唧声，厨房里淑柔切菜的篤篤声，窗外街道上黄包车的铃声，远处码头传来的汽笛声。
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是港岛的脉搏，一下一下地跳著。
他没有睡著，只是闭著眼睛想事情。青霉素的配方交出去了，红党的身份拿下来了，英国人的合作也谈成了。三件事，办完了两件。剩下一件——英国人的药厂，要盯著。
他知道英国人不会老老实实地“优先供应中国战场”。他们有自己的算盘，有盟国的压力，有战爭的需求。郑木生不指望他们守信用，只指望自己手里那三成股份和一票否决权，能让他们在撕毁协议之前多犹豫几天。
但那是以后的事。
现在，他只想坐在这里，听著淑柔在厨房里切菜的声音，听著振华吃糖的声音，听著窗外这座城还在活著的声音。
他睁开眼，看见淑柔端著一个托盘走出来。托盘上是一碗白粥，一碟咸菜，一盘煎蛋，还有一小碗肉末蒸蛋——那是给振华的。
“先吃点东西，垫垫肚子。”淑柔把托盘放在桌上，“晚上再好好做一顿。”
郑木生端起粥碗，喝了一口。粥是凉的——不，是温的。温得恰到好处，不烫嘴，也不凉胃。像是算准了他什么时候到家。
“淑柔。”
“嗯。”
“鲁这粥，熬了多久？”
淑柔的手顿了一下。她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过身，走到窗前，把振华从地上抱起来，放在膝盖上。
“振华，叫爸爸。”她说。
“爸爸！”振华嘴里还含著糖，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。
郑木生笑著应了一声，低头喝粥。粥很香，米油熬出来了，稠稠的，滑滑的，顺著喉咙往下淌，一直暖到胃里。
他忽然想起延安那孔窑洞里的小米饭。那些小米饭是糙的，硬的，有时候还夹著砂子。但那个人的吃法和淑柔熬这锅粥一样——不急不躁，一口一口地咽，咽下去的每一口都在为明天攒力气。
他把碗里的粥喝得乾乾净净，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顏色的手帕擦了擦嘴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看著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。
“淑柔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明天瓦去找周老板，商量药厂的事。英国人那边的进度要催，不能让他们拖。”
“刚回来，先歇两天。”
“歇不了。”郑木生摇了摇头，“日本人的动作很快。说不定哪天港岛就——”
他没有说下去。
淑柔也没有问。她只是把振华放在地上，让儿子自己玩，然后走到郑木生身边，在他旁边坐下。
两个人並肩坐著，面朝窗户。窗外的天色从浅蓝变成深蓝，从深蓝变成墨黑。楼下的街道上，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散开，像是开了一朵朵花。
振华玩累了，爬过来趴在郑木生腿上，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小呼嚕。小光头顶著郑木生的手掌心，热乎乎的。
“木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鲁在延安，见到了那个人？”
“见到了。”
淑柔没有再问。
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，沉闷而悠长，一声一声，像是在替这座城数日子。
郑木生知道港岛的日子不多了。他在梦里见过—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启德机场，兵舰开进维多利亚港，英国人撑了十八天就掛了白旗。还有两年半。
两年半，够他做很多事。
够他把青霉素的药厂建起来，够他把“淑柔牌”的罐头顶住，够他在这座城陷落之前，把该撤的人撤走，该藏的东西藏好。
而他欠这座城的，欠淑柔的，欠振华的，欠那个站在晨光里的人。
他也要用这两年半，一点一点地还。
回程比来的时候快。一方面是因为路已经走过一遍，另一方面是因为郑木生心里那件最大的事已经办完了。压在胸口的那块石头搬开了，呼吸都顺畅了许多。但他没有鬆懈——从陕西到港岛，几千里路，日本人、国民党、土匪、散兵游勇，每一样都能要命。
他们沿著来时的路线往回走。先是从陕北的山沟里骑马到西安，在西安城外的客栈歇了一夜。郑木生把那封信箱的地址背了三遍，然后烧掉了纸条。
第二天一早，三人换乘货车，经宝鸡、汉中，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。五月的蜀道依旧难行，山高路险，货车在山路上顛簸，一侧是峭壁，一侧是深渊。洪震南晕车，吐了一路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叶问倒是不晕，但山路顛得他腰上的旧伤犯了，夜里疼得翻来覆去睡不著。
郑木生把自己的棉袄垫在叶问身下，又从行李里翻出临走时淑柔塞进去的一包药粉——是港岛那个林大夫配的，治跌打损伤的。叶问没有推辞，接过去用热水冲了喝了。
“叶师傅，你腰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郑木生问。
“年轻时跟人比武，被一招『转身摆莲』踢的。”叶问淡淡地说，“贏了，伤了。贏了面子，输了里子。”
“值得吗？”
叶问沉默了片刻，说了一个字：“值。”
郑木生没有追问。他知道叶问说的不是比武。
过了四川，进入贵州。贵州的路比四川更难走，山更高，谷更深。沿途的村镇破败不堪，偶尔能看见国民党的溃兵三五成群地往南走，衣衫襤褸，面黄肌瘦。有几次迎面遇上，那些溃兵盯著他们的行李看，眼神像饿狼。洪震南把藤箱打开一条缝，露了露里面的刀柄，那些溃兵就绕道走了。
“这帮人，打日本人不行，抢老百姓倒是在行。”洪震南啐了一口。
叶问没有说话，但握著木棍的手指紧了紧。
从贵州进入广西，路况好了一些。广西是桂系的地盘，秩序比贵州好，关卡也多了。郑木生的英国使者证件在这里依然管用，国民党军官看见“英国驻港商务专员”几个字，態度恭敬了不少。有一个营长甚至请他们吃了一顿饭，席间大谈抗日功劳，说是自己带兵在崑崙关打过仗。
“长官打过崑崙关？”郑木生问。
“那当然！”营长拍著胸脯，“我们桂军，打仗最勇！”
“打死多少日本人？”
营长的笑容僵了一下，支吾了几句，岔开了话题。洪震南在桌子底下踢了郑木生一脚，示意他別问了。
出了营部，洪震南低声说：“郑老板，鲁问那个做乜？他那种人，打日本人？打老百姓还差不多。”
郑木生没有回答。他在想延安那些人——他们穿著补丁衣服，吃著小米饭，没有一个说自己打过什么仗。但他们打的仗，比这个营长吹过的牛加起来都多。
六月中旬，三人终於到达了广州。
广州已经沦陷了一年多，城里到处是日本兵和汉奸。郑木生不敢停留，直接赶往码头，找到了英国人控制的航运公司。他的使者证件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——英国人不查他的行李，不问他从哪里来，只看了看证件，就给他安排了一艘开往港岛的货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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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木生也睡不著。他把手伸进胸口的口袋里，摸了摸那张已经不在的纸——青霉素的配方已经烧了，红党的入党签名也不在他身上。除了那个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党员。这个身份像一粒种子，被埋在了最深最暗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芽。
也许永远不会发芽。也许他这辈子都不会被组织启用，不会接到任何任务，不会做任何“像党员”的事。他只是一个商人，做罐头的，卖咸鱼的。但种子埋下去了，土地就会记住。
船在海上走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傍晚，港岛的轮廓出现在海平面上。郑木生站在甲板上，看著远处那些熟悉的高楼和码头，鼻子忽然有些酸。
走了两个月。整整两个月。
他不知道振华还认不认得他。不知道淑柔这两个月是怎么撑过来的。不知道工厂怎么样了，不知道港岛的局势有没有变化，不知道英国人那边的药厂建得怎么样了。
船靠岸了。
码头上人山人海，和两个月前一样挤。但这一次，郑木生没有排队，没有看巡捕的脸色。他胸前別著那枚英国徽章，手里拿著墨绿色的证件，直接从外交通道走了出来。
洪震南跟在他身后，藤箱里的铁环大刀叮叮噹噹地响。
叶问走在最后，手里握著那根被磨得油亮的木棍，面色平静。
码头上，阿莲挤在人群里，拼命朝他们挥手。
“木生哥！这里！这里！”
郑木生大步走过去。阿莲的眼圈红红的，拉著他的袖子，上下打量了他好几遍。
“鲁瘦了，黑了，鬍子也不刮……淑柔妹在家等鲁，振华天天喊爸爸。快回去，快回去。”
郑木生点点头，转身对叶问和洪震南说：“叶师傅，洪师傅，这一路辛苦鲁们了。回去好好歇著。改日我登门道谢。”
“道什么谢。”洪震南大手一挥，“打日本人是正事。郑老板，鲁下次还要去，我洪震南还跟著鲁。”
叶问没有说那么多，只是拱了拱手：“郑老板，后会有期。”
“后会有期。”
三人分別。郑木生跟著阿莲，坐上那辆破旧的小货车，往上环的方向开去。
车子在骑楼前停下。郑木生跳下车，三步並作两步跑上楼梯。
门虚掩著。
他推开门，看见淑柔正坐在窗前，怀里抱著振华，手里拿著针线在缝补一件小衣裳。夕阳从窗户照进来，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暖黄色的光。
听见门响，她抬起头。
四目相对。
谁都没有说话。
振华先反应过来，从淑柔怀里挣下来，摇摇晃晃地朝郑木生跑过去。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他跑得很不稳，像一只刚学会飞的小鸟，扑棱著翅膀。
郑木生蹲下来，张开双臂，把儿子一把抱进怀里。振华比两个月前重了，沉甸甸的，小光头还是光溜溜的，身上有一股奶香味。
“爸爸，鲁带好吃的了吗？”振华仰著脸问。
郑木生笑了，笑著笑著眼眶就红了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在西安买的芝麻糖——糖已经化了，黏糊糊地粘在糖纸上，不成样子。
“爸爸，糖化了。”振华看著那坨黏糊糊的东西，有些嫌弃。
“化了也是糖。甜的。”郑木生把糖纸剥开，塞进儿子嘴里。振华含住，嚼了两口，眼睛亮了。
“甜！”
淑柔站起来，走到郑木生面前，没有说话。她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脸。那张脸瘦了很多，颧骨高高凸起，下巴上全是青色的胡茬，眼睛下面乌青一片，像是很久没有睡过觉。
“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回来了。”
她的手从他脸上滑下来，落在他的手背上，握住了。
“事情办妥了？”
“办妥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淑柔鬆开手，转身走回厨房，“瓦去热饭。粥还在锅里，菜也还有。鲁先坐下，歇一会儿。”
振华已经从郑木生怀里滑下去了，拿著那坨化了的芝麻糖，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啃。
郑木生在椅子上坐下，靠著椅背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这口气，他从延安憋到现在，憋了整整一个月。
他闭上眼睛。
耳边的声音渐渐模糊——振华吃糖的吧唧声，厨房里淑柔切菜的篤篤声，窗外街道上黄包车的铃声，远处码头传来的汽笛声。
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是港岛的脉搏，一下一下地跳著。
他没有睡著，只是闭著眼睛想事情。青霉素的配方交出去了，红党的身份拿下来了，英国人的合作也谈成了。三件事，办完了两件。剩下一件——英国人的药厂，要盯著。
他知道英国人不会老老实实地“优先供应中国战场”。他们有自己的算盘，有盟国的压力，有战爭的需求。郑木生不指望他们守信用，只指望自己手里那三成股份和一票否决权，能让他们在撕毁协议之前多犹豫几天。
但那是以后的事。
现在，他只想坐在这里，听著淑柔在厨房里切菜的声音，听著振华吃糖的声音，听著窗外这座城还在活著的声音。
他睁开眼，看见淑柔端著一个托盘走出来。托盘上是一碗白粥，一碟咸菜，一盘煎蛋，还有一小碗肉末蒸蛋——那是给振华的。
“先吃点东西，垫垫肚子。”淑柔把托盘放在桌上，“晚上再好好做一顿。”
郑木生端起粥碗，喝了一口。粥是凉的——不，是温的。温得恰到好处，不烫嘴，也不凉胃。像是算准了他什么时候到家。
“淑柔。”
“嗯。”
“鲁这粥，熬了多久？”
淑柔的手顿了一下。她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过身，走到窗前，把振华从地上抱起来，放在膝盖上。
“振华，叫爸爸。”她说。
“爸爸！”振华嘴里还含著糖，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。
郑木生笑著应了一声，低头喝粥。粥很香，米油熬出来了，稠稠的，滑滑的，顺著喉咙往下淌，一直暖到胃里。
他忽然想起延安那孔窑洞里的小米饭。那些小米饭是糙的，硬的，有时候还夹著砂子。但那个人的吃法和淑柔熬这锅粥一样——不急不躁，一口一口地咽，咽下去的每一口都在为明天攒力气。
他把碗里的粥喝得乾乾净净，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顏色的手帕擦了擦嘴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看著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。
“淑柔。”
“嗯。”
“明天瓦去找周老板，商量药厂的事。英国人那边的进度要催，不能让他们拖。”
“刚回来，先歇两天。”
“歇不了。”郑木生摇了摇头，“日本人的动作很快。说不定哪天港岛就——”
他没有说下去。
淑柔也没有问。她只是把振华放在地上，让儿子自己玩，然后走到郑木生身边，在他旁边坐下。
两个人並肩坐著，面朝窗户。窗外的天色从浅蓝变成深蓝，从深蓝变成墨黑。楼下的街道上，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散开，像是开了一朵朵花。
振华玩累了，爬过来趴在郑木生腿上，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小呼嚕。小光头顶著郑木生的手掌心，热乎乎的。
“木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鲁在延安，见到了那个人？”
“见到了。”
淑柔没有再问。
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，沉闷而悠长，一声一声，像是在替这座城数日子。
郑木生知道港岛的日子不多了。他在梦里见过—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启德机场，兵舰开进维多利亚港，英国人撑了十八天就掛了白旗。还有两年半。
两年半，够他做很多事。
够他把青霉素的药厂建起来，够他把“淑柔牌”的罐头顶住，够他在这座城陷落之前，把该撤的人撤走，该藏的东西藏好。
而他欠这座城的，欠淑柔的，欠振华的，欠那个站在晨光里的人。
他也要用这两年半，一点一点地还。